兴安：我引以为傲的是呼伦贝尔，我画马离不开文学

发布时间：2025-05-23　点此：105次

来历：北京青年报

文/北京青年报记者李喆供图/兴安

前不久，文学艺术评论家、水墨艺术家兴安的新书《在碎片中寻觅》在文明圈激起阵阵涟漪。书中所述的北京文学界近四十年的回忆碎片，让人读出温度，读出真情，倍感亲热。

7月，骄阳似火，“喜爱”视频团队驱车近百公里，来到密云水库边，在兴安所居的村庄小院对他进行了采访。六零后兴安身穿黑色印有蒙古文字的T恤、破洞牛仔，外加一顶新潮的棒球帽，比文艺青年还有范儿。葫芦架下，谈一段文坛往事，赏几幅快马和书法，一种自在的性格和闲散安逸般的日子在夏天的午后泛动，树上的蝉鸣如同也少了一分聒噪，多了一丝意趣。

1998年，时任《北京文学》副主编的兴安招集各地作家集会

2012年，兴安与格非（左）在清华大学

2014年10月，兴安在张洁（左一）的油画展酒会上

2017年，意大利导演安德烈在兴安画室拍照纪录片

我是蒙古族，有种血缘上的情感

兴安是真名吗？第一次见到兴安的人总会这样问他，每逢这时，他的目光如同现已飞到远方，“我出世在乌兰浩特，1岁时到了海拉尔”。14岁之前，兴安日子在呼伦贝尔大草原，后来跟着父亲工作调动来到北京。

小时分每年暑假他都跟着奶奶去大姑家，鄂温克旗的西索木。夏天他和表哥常常要穿过一片沼泽地，去采山丁子、稠李子（当地的野果），逮蝈蝈、抓土拨鼠。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季，草原上冷得无法形容，坐马拉雪橇，身上要穿戴和铺盖两三层羊皮才干御寒。马在前面跑，被卷起来的雪粒扑面而来，打在脸上。那种寒意至今让兴安回忆犹新。

在北京日子40多年了，但在兴安心底对呼伦贝尔便是放不下，“我是蒙古族，有种血缘上的情感。每个人都要寻觅一种归属感，实在让我回忆更深的、更引以为傲的仍是呼伦贝尔。从前我根本是两年回去一趟，现在差不多一年至少回去一趟，便是想看看故土的草原和森林，还有蒙古马”。

常常有朋友会给兴安发微信说“前几天去你老家呼伦贝尔了”，他往往会反诘“你还会再去吗？”假如对方要说不想再去了，他会感到丢失，“没人做导游，到草原深处去感悟实在的草原，光跟着旅游团去吃喝一顿，啥意思也没有”。对故土他常常感到一种对立，一方面期望更多的人去亲自感触她，另一方面又怕有太多的人去打搅她，而破坏了她原始的美。不知何以，最近几年迈有一个场景重复呈现在他梦境里，“我就跟一个魂儿相同在苍茫的草原上贴着草尖翱翔”。他觉得虽然跟着现代化的进程，有时会觉得故土离自己越来越远，但是“我的文明的原因、我的爱情仍然在那儿，永久无法改动”。

算了，别写了，我仍是做修正吧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“考大学”是一般人家里的头等大事。“我爸爸妈妈当年都是由于学习好而保送上大学的，并且在他们的观念里孩子考上大学是特别荣光的事，假如考不上大学，大人就会臊眉搭眼，抬不起头来。”作为家族里第一个要经过全国高考上大学的孩子，兴安压力十分大。欣喜的是，他最终考进了中心民族大学中文系。

父亲一向坚持用蒙古语写作，21岁就出书了诗集。潜移默化下，引发了他对文学的喜好。“我上大学时正赶上文学界的‘思想解放’，编印诗刊、担任讲演团的团长、校广播站的总修正等等。”如同掉进米缸的老鼠，兴安一会儿跟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“记住1981年我考上大学后，宣武区团委组织委员去大连度假，回来后，我写了一篇散文《大海与白叟》，寄到《我国青年报》，居然不到一个月就宣布了，那种美好和满足无以言表，拿到报纸后我就一个人躲到厕所里，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读，不太信任是真的”。

1985年大学结业，专心想去文学杂志社的兴安，拿着宣布的著作找到了《北京文学》，没想到杂志社的领导一看说“写得还行，留下吧”。就这样兴安到了《北京文学》，后来他才知道，“其时社里的修正几乎满是北大结业的，还有一个是作家刘恒，刚从工厂调过来。那时分还没有戒烟，瘦高，常常是窝在一只旧式的沙发里看稿子，手里掐着烟头，嘴里吞云吐雾”。传闻，那个沙发老舍、杨沫、汪曾褀、王蒙等长辈作家都坐过，由于他们都在这儿做过文学修正。

在《北京文学》敞开了文学修正之路，也是在这儿，他抛弃了小说写作。1989年兴安修正了格非的短篇小说《蚌壳》，“那时他才25岁，可他现已写出了《褐色鸟群》《迷舟》等被以为是我国前锋小说鼓起的标志性著作”。不承想，两个人的第一次碰头颇具戏剧化，“像大学生容貌，头发黑黑的，脚踩罕见的白色旅游鞋”的并不衰老的格非和“一个被误认是另一位老评论家的年青的评论家”兴安彻底打破了两个人之前对互相的幻想。

恰恰是这次碰头，让兴安彻底打消了写小说的主意，“由于我知道我要写的小说现已被格非写完了，并且我或许永久也赶不上这个比我小两岁的兄弟”。一句打趣话流露出他其时的对立和挣扎，“我一想算了，别写了，仍是做好修正和文学批评吧”。

推进一些文学浪潮的鼓起与开展

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兴安便是一位活泼的修正及评论家。不仅如此，他有许多主意在其时都竭尽全力地做了测验，从前策划和参加了许多颇具影响的文学活动，推进了一些文学浪潮的鼓起与开展。

策划“美观小说”和“类型小说”时，兴安直言：“那会儿国内还没有类型小说的提法，我提出‘美观小说’，并把‘类型小说’的概念移植到国内。”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，就策划出书了一套类型小说，其中有丁天的《脸》，被称为“第一部我国现代含义的恐惧小说”。据此兴安写了不少文章，从前有一段时期他还被以为是“悬疑恐惧小说的理论家”。作为最早重视斯蒂芬·金的人，他其时特别期望国内能出书一些美观的类型小说。他记住其时还和评论家李敬泽、作家陆涛做过一次关于类型小说的对话节目，针对年青作家他曾说“余华只需一个，假如你写不过他，还不如去测验类型小说，这样或许能写出名堂来”。

1994年，兴安参加策划了“新体验小说”写作，“实际上便是现在所说的‘非虚拟写作’，那会儿觉得实际的改变现已超出作家的幻想，呼吁作家从编故事的书斋里走出来，躬身于社会各个阶级的实践，去了解当下社会的开展和改变，我就此还写了一篇阐释性的文章《新体验小说：作家从头卷进前史的一种方法》”。在此期间，毕淑敏完成了小说《预定逝世》，实在地记录了在其时仍是新生事物的临终关怀组织，还有接近逝世的几位白叟的境况和遭受，引起很大的反应。

与他们的相识和往来，是我人生一个幸事

九十年代今后，兴安显着感觉到文学杂志的式微，“有个阶段咱们都想把文学杂志改成文明刊物，咱们也从前做过测验，效果都以失利告终”。那时他现已主编了一些书，比方《蔚蓝色天空下的黄金：我国六十年代出世作家代表性著作展现·小说卷》（诗人黑大春主编诗篇卷、散文家苇岸主编散文卷）。这套书出书后影响很大，直到今日还有人在议论。根据其时对文学杂志的绝望，他对图书出书产生了喜好，觉得它是面临商场的，更具有应战性。

二十多年中，兴安修正的三部著作取得了“鲁迅文学奖”，刘恒的中篇小说《天知地知》（《北京文学》）、刘庆邦的短篇小说《鞋》（《北京文学》），再加上白烨的理论著作《文坛新调查》（作家出书社）。

亲历我国文坛三十多年，兴安和许多今世著名作家都有过比较深的往来，“和他们的相识和往来，是我人生的一个幸事”。难能可贵的是，直到现在，一些现已是文坛大师的大作家与他仍然坚持着那份开端的友谊。“像邹静之咱们有一同喜爱，比方看影碟、喜爱听古典音乐，静之偏心歌剧，尤其是男高音，我则喜爱钢琴和女高音，还有咱们都喜爱书法。静之的字有传承有特性，他还为我题写了斋号‘洗马斋’。刘恒兄的小楷有自己独特的气韵，多年前他就开端用毛笔写作。不久前还为我题写一副趣联：‘君兴之所至，子安庆以达。’左右对着读便是：‘正人兴安之庆所以致达。’”兴安直言知道刘恒三十五年了，自己也是受到过他鼓舞和协助的一个作者。一个修正帮作者改稿子，并且能让作者有所感悟，由此走上一个新的台阶，这样的修正才是实在的好修正，在这一点上他有切身的领会。“其时我还在写小说，常常请他看，他每次都十分认真地阅览。记住我写过一篇仿照博纳科夫叙说风格的小说《做贼》，用了许多注释性的括号，他觉得这个表达挺有意思，并对标点在括号中的运用与我讨论”。

九十年代中期，刘恒现已是很有名望的作家和编剧了，兴安那时接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活儿，“头一次写剧本真是无从下手，我拿着稿子请他帮助。他留下了稿子对我说你第二天过来。第二天，我拿到簿本一看，十场戏，他几乎是重写了一遍，让我茅塞顿开”。有一次兴安搬迁，刘恒传闻后自动来帮助，“家里有个很高的衣柜，电梯装不下，他和我姐夫愣是从楼梯往上一层一层扛到了十二层。并且他还特别仔细，收尾时他将每个屋都查看了一遍，把剩下的小杂物装满两个袋子送过来”。在兴安看来，正由于这种仔细，刘恒在写作上才把握得那么细腻、实在，也充满了情面味儿。还有一件小事让兴安至今难忘，“刘恒十分节俭，乃至到了对自己小气严苛的程度，不但不乱花钱，兜里也几乎从不揣钱。其时我俩常常一同骑着自行车上下班。有一次，我俩像平常相同骑车回家，忽然，他叫住我，说：‘今日我请你吃雪糕。’我心说怎样或许？他奥秘地告诉我他刚挣了一笔稿酬。我总算吃到了他买的雪糕，并且是最贵的‘和路雪’”。

1996年，兴安出任《北京文学》副主编，刘恒成了北京作家协会的驻会作家。“他的家就在我办公室的楼上，我常常会去他家里谈天。他也会把最新写好的小说给我看。我常以我是他小说的第二个读者而感到窃喜，由于他的第一个读者永久是他的夫人。那个时分，许多作家都开端用电脑写作了，而他一直用传统的墨水钢笔写作，一笔一画，蝇头小字，如有修正的当地，他都会从头书写一遍稿纸，所以他的稿子永久是干干净净。”

几年里，兴安作为责任修正宣布了刘恒的三篇小说《天知地知》《拳圣》和《贫嘴张大民的美好日子》。除了《天知地知》取得了鲁迅文学奖，《贫嘴张大民的美好日子》取得首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，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成为经典，至今都是北京老百姓的美谈。

作家张洁一向是兴安最尊敬的作家之一。后来做了修正，兴安切身感触到张洁那种愤世嫉俗的特性，许多人都觉得古怪，兴安为什么和张洁成为忘年交？在他看来，“和咱们触摸，有时分需求接收他（她）的一些特性，需求有退让、以心谈心，才干坚持持久的友谊”。

兴安记住，有一次张洁把她几篇很有影响的短篇小说，都扫除在她出书的十卷本的《张洁文集》之外，断绝了作者与著作之间的联系。就此，兴安曾与张洁争辩过屡次，她却一直无法与这些著作达成谅解，乃至说它们艺术质量不过关。兴安较为慨叹，“这便是张洁，写了一辈子小说，几乎取得了国内一切的重要文学奖项，却在七十岁时开端置疑文学，质疑自己的写作，这的确令我辈难以了解。”

更让他吃惊的是，张洁在从来没有绘画练习的情况下，开端应战油画创造。2014年10月，由我国作家协会主办，在我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张洁的个人油画展。“展览开幕那天，几乎便是文学界的节日。许多喜爱张洁的人从五湖四海会聚到文学馆。”那天，当张洁在画展上说出“就此道别”的时分，许多喜爱她的朋友不敢信任自己的耳朵，有的眼含热泪。

张洁脱离北京去纽约前，兴安去看她，她正在整理家里的物品，包含阿瑟·米勒、索尔兹伯里等名家的签名赠书，她不知道怎样处理。后来在兴安的主张下交给了我国现代文学馆永久保藏。

张洁远赴大洋彼岸之后，多年没有在大众场合出面或宣布著作，但是许多读者和朋友对她仍然很是顾虑，兴安泄漏，“张洁在纽约有一套小房子，她不期望彻底依托女儿，她没有手机更不玩微信。每天一个人出来漫步，在曼哈顿河滨的椅子上养神。偶然晚上去听听音乐会。写作根本中止了。我觉得她对文学大约是挺绝望的吧，便是想过自己安静的日子，只和少量几个谈得来的朋友经过电子邮件交游”。

以诚相待，能帮人处多帮人

对我国今世文学，兴安自言他最了解的是九十年代，“到目前为止，我以为九十年代是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最光辉的时期。即便许多人在八十年代就出道，但他们在九十年代才实在老练”。

兴安以为，年青人要自动地学习，多写多读书，尤其是对前人的效果首先要谦虚地学习，“不要赶超他们，而要另辟蹊径。用赫拉巴尔的话说便是‘从他人动身，走向自己’”。而对后辈他能帮就有必要帮，不盼望报答。以诚相待，能帮人处多帮人，“有些东西不能强求，顺从其美。不存包袱，前路坦荡”。

他坦言现在有一种无能为力之感，“七零后八零后起来的这批人仍是很厉害的，他们从小的常识储藏、看的东西都跟咱们不太相同”。

对待年青一代的作家，兴安既赏识又乐于引荐，乃至对喜爱的作家逢人便夸。“阿乙的小说很有力气，他对底层人的重视，复仇心思的描绘很棒。石一枫我也比较喜爱，他十八岁时写的第一篇小说便是在《北京文学》宣布的。他这个年龄段对社会底层的一些事物能够那么灵敏，重视到民生和底层人的生计状况，我觉得这点十分不易。”

我不是画马的人

近几年，兴安凭仗“画马”出圈，一发而不可收，两次画展的举行使他声名在外，成了“画马的人”。画画今后他越来越发现懒于再“码字”了，以致于有一阵子“一提写文章就蹙眉”。他乃至觉得“画画对他来说更能直接表达自我，而文字如同隔着一层东西”。

实际上兴安画画从12岁就开端了，“我小时分就特别喜爱乱画，后来父亲带我去海拉尔市文明馆的陶克陶胡教师手下学习”。他记住那时分仍是“文革”时期，呼伦贝尔被划到黑龙江省，“其时黑龙江省每年都举行全省的少年儿童美术著作展，我差不多用了一个月的时刻创造了‘群马图’报名参展，效果顺畅当选。第二年又参加了，著作还被《黑龙江日报》登载”。

1976年，兴安一家搬到了北京。课余在宣武少年宫持续学习素描，一向到初中（六十六中）结业。彼时命运之神却与他开了个小打趣，“我那会儿的方针是考中心美院附中的，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传闻了挺热心，‘美院附中我熟，把画给我，我让他们给你点拨点拨’。所以，我就选了二十多幅最满足的画，卷成一大卷交给他。他拿着画夹在自行车后座上，效果半路掉了。或许他欠好意思提丢了画这事儿，到后来跟我一块学画的同学准考证都拿到了，我这儿却杳无音讯。而此刻，我有必要要做出挑选了，是上文科班的高档班仍是读一般班，上高档班就要放弃画画，集中精力预备报考大学，假如持续画画，报考美术学院，就只能到一般班，用更多的时刻画画。一家人商议决议，让我去高档班”。

十八岁那年，他描摹了四张唐伯虎的《落霞孤鹜图》，别离送给同学之后，决绝地不再画画。一向到2013年末重拾画笔，他与年少的愿望现已别离了30多年。

过了知天命之际，兴安觉得美好便是“尽量让自己高兴”。日子中他也抱持着“顺从其美，知足常乐”的情绪。近几年，了解他的朋友都知道，假日里他大都时刻会在密云的乡下小院，画画、写作、养花、种田，或许招待老友，把酒畅饮，谈诗论画。

在这场长年累月的疫情期间，除了对国际对自我的反思，兴安说他最大收成是少了应付，能够静下心读自己喜爱的书，做自己喜爱的事。新冠疫情，改动了咱们的日子方法，有了分餐，有了公筷，口罩成了日常配备。但更深入的是对人心里的影响，对不可知物的敬畏之心，他以为这或许会让作家从头审视自己和周围的国际，有或许写出永存的东西来。

疫情刚一解禁，兴安马上奔回村庄小院，一番锄地剪花种菜。在这儿他才干进入一种彻底与世隔绝的安静状况。他深信“文学给了我滋补，否则我的画会没有魂灵”。他深知，文学打开了他绘画的新视野，也给了他立异的勇气和胆量。

站在葫芦架下，他指着一片小菜地，“本年撒籽种菜晚了，收成欠好，就黄瓜、辣椒、茄子还行。上一年南瓜结了大约五十多个，柿子二百多个，咱们把柿子晒成了柿饼，只需有城里的朋友来，临走一定会送个大南瓜或许几个柿饼给他们。周围的街坊大多是农人，人特别朴素仁慈，有什么收成都会给咱们送过来，我也会送他们酒或茶叶。我感觉，接近天然，顺着自己的志愿和喜好去日子，特别值得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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